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但于此之中，“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意识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过去与过去的连续性。”因此，“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换言之，“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传统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粘合剂。”所以，哪怕“对于旧用途的调整是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这些旧的模式也不应“来创造一种超越时间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有意无意地对有关过去的各种意象进行创立、破坏、延伸，每个细节都阐释着与过去的联系。”

（连接着历史与自然的苗族妇女“锦鸡嫫”舞）

“过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传统之中有价值的部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这些值得“连续”的、需要“粘合”的部分就是“传统的发明”的对”象，即求真之“真”。像“阴阳板”中内存的阴阳相合的关系以及用柳木（象征生长）制作的可击打的（象征雷声）阴阳板，即使它们像山东鼓子秧歌中的“鼓子”被创造成徒手的纯舞，其“欲前先后，欲左先右”的律动、击打的动作以及双手击打的空间动势也算是“传统的发明”。

山东邹城的“阴阳板”与远在甘肃天水的“夹板”异曲同工，亦是通过击打方式祈雨。按照语言学来讲，这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在半干旱的地区的中国，农民年年以此方式祈求风调雨顺，不管是山东的农民还是甘肃的农民。按照文化学来讲，这又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认同人不一定能胜天，从而自觉地调整人与天的关系。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rum）在《今日东南亚的旅游与人类学：几点比较》中指出：“现代化的急遽变化需要通过对过去生活的体验，赋予现在一种坚固的、稳定的性质和暂时的展望”，以此获得一种非二元对立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认同，从而达到费孝通先生针对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提出“文化自觉”。当明文军用山东秧歌的素材创作出《二月二》“龙抬头”的祈雨舞时，职业民间舞者则以“家族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认同与自觉真实地在舞台上表现了民间。

（以山东海阳秧歌家族相似性表现在舞台上的职业民间舞作品《翠狐》）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讲，我们并没有超越自然和传统有多远：水资源的严重匮乏依旧是真，人对自然的敬畏依旧是真，农民用身体语言表现这种现实性和对现实的态度依旧是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间舞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求真的身体思考方式。

（四川康巴藏汉子用“德格卓切”保持着大小传统舞蹈文化之间的联系）

（云南阿昌族妇女敬献天公地母的舞蹈）